约翰·汤姆森的远东足迹: 十九世纪的中国老照片
直到清朝末年,摄影技术才由外国的随军记者、传教士或者是职业摄影师带到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以后一个叫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1837~1921)的苏格兰摄影师以旅游者身份来华摄影。在1868年到1872年这四年间约翰·汤姆森为后来的中国人留下了太多的弥足珍贵的照片。但故事还得从之前他的南亚和东南亚之行说起。
1862年四月,约翰·汤姆森离开家乡爱丁堡来到新加坡开始了他长达10年的远东之旅。最开始他在新加坡办了一家摄影室为当地的欧洲商人拍摄肖像照,渐渐地他对当地的风土人情产生的浓厚的兴趣。他的脚步几乎遍及马来亚和苏门答腊岛,探索那里的村庄并拍摄当地的居民及其生活。1864年从南亚的锡兰、印度旅行回来后因为飓风的影响他卖掉了新加坡的摄影室并转移到暹罗,在1865年9月约翰·汤姆森辗转到了曼谷并为暹罗国王和其它王室成员拍下了大量照片。
后来受到享利·英哈特(Henri Mouhot,1860年在柬埔寨丛林中搜集动植物标本不经意间发现了吴哥,使这个在热带丛林里沉睡了四百年的城市终于重现于世人面前)事迹的启发,约翰·汤姆森来到了吴哥,开始了他第一次大型的摄影远征。后来又去过西贡、金边并于1866年回到英国。回国后他的经历及作品让他在国内小有名气并成为伦敦皇家人种学会(Royal Ethn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及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 Society)的成员,并出版了他第一本著作《柬埔寨古迹》(The Antiquities of Cambodia)。
在英国呆了一年后,约翰·汤姆森重返远东的决心越来越强烈,在1867年他回到新加坡并呆了三个月,最终于1868年在香港安顿下来。在香港皇后大道商业银行的建筑里他开办了一个摄影室并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拍摄了大量的中国人照片并记录了多样的中国文化。
约翰·汤姆森从中国南部贸易港口香港到广州、上海、北京直到长城,他深入到中国文化的腹地。从1870年到1871年他访问过福州、厦门和汕头,也和一个叫James Laidlaw Maxwell的传教士去过台湾并到过很多土著人的村庄。离开台湾后他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游览了长江,一直到湖北和四川,旅程长达3000米。
约翰·汤姆森的旅行总是充满危险,因为他访问的地方大多都非常偏僻,甚至是内陆偏远的无人区。而他所到之处的人们在之前几乎都没有见过西洋人或者相机这个新鲜事物。挑战也无处不在,在他的远征中不得不运输笨重的木制相机,和一些体积庞大而又易碎的玻璃底片,还得时刻留意到那些化学药品爆炸的潜在危险。他不得不在各种条件下完成自己的拍摄工作。
尽管如此,约翰·汤姆森的创作题材却非常广泛,从一些卑微的乞丐到满清的皇亲国戚或朝廷官员,从边远冷清的禅林到皇室宫殿,从简陋的村庄到宏伟的皇家林园都在他的一张张照片中留下的印记。
他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说道:“我在中国的感受是:中国人相当诚恳、好客。我相信任何一个能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及能使对方理解的外国人,都会在这块土地上遇到类似的事情。”我们在他的作品中也能很容易发现这样难得的情感。
在1872年约翰·汤姆森回到了英国并在伦敦定居下来,之后再也没有回过中国,他长达10年的远东之行给他带来了让人羡慕和称道的荣誉。他写作和出版了大量与中国有关的图书、画报、摄影集等作品,集中展示了他在中国四年生活中的摄影成果。后又与一个叫Adolphe Smith的朋友合办了本月刊杂志——《伦敦街头生活》(Street Life in London)。这本杂志通过照片和文字记录了伦敦居民的生活,建立了社会纪实摄影作为早期新闻摄影报道形式的雏形。在1921年他逝世那年,为了纪念他一生的成就,乞力马扎罗山弱一个山峰被命名成了“Point Thomson”(大意为“指向汤姆森”)。
昨天(2009年4月20日)著名的BBC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十张约翰·汤姆森在他四年中国旅行中拍下的珍贵照片。

抽烟斗的中国贵族老人。

北京的一所官办学校,大多数这类学校被建来教授宗教和传统中国课程。
一个贵族妇女和她的侄女及孙子们。

北京的古董商人。

明代皇帝在旧都城南京的坟墓。

厦门的一对夫妇,其中丈夫转移了视线是因为他觉得相互对视不太合适。

约翰·汤姆森自己和两名厦门的官府士兵。

那时一些中国女性常常通过裸脚来使它们看起来更“漂亮”,照片中是和另一双正常脚的对比。

广州的一个中国妇女。

葡萄牙属殖民地澳门的远景。
这里还有更多约翰·汤姆森在中国的摄影作品。

